辽宁省盘山县高升镇后屯村，是个560多户，1980多口人的村。然而，尽管村民主业是种粮、种菜和养殖，并不十分富裕，村集体也早就没了什么油水，但是今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却硝烟味十足。据村民反映，一个与妻子离婚，抢了小舅子的媳妇，又因嫖娼被处分，劣迹斑斑，叫张加余的人，加紧拉选票。他的做法是“先下手为强”，雇佣十几个人到各家去集《选民证》，价格50元，以待投票之日耍猫腻。尤其令村民气愤的是，这一现象被反映到镇里后，竟“被束之高阁，不认真调查”。

在中国对高官腐败采取高压姿态，过去一年就查处十余名省部级干部的同时，一向被认为不入“官”流的农村村委会主任等村官却屡屡制造涉案金额数万、数百万，甚至上千万的贪污大案，给纪检、监察部门带来新的挑战，这不能不引发人们思考拿什么来遏制村官的“权力狂想”。

权力，意味着什么？别人敬畏。所以，由权力衍生出来的问题有好有坏。用好权，就能通过权力资源来调动其他资源，为民众服务。用不好权，就会以权谋私，有了权也就有了票子、房子、车子、女子……就是说，权力是一把“双韧剑”，造福也能造孽。作为正常的人，与生俱来有着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。因此，奢望掌权，并且通过一定手段谋得权力，无可厚非，所不同的只不过就是不同的人生观主导着权力的应用而已。对权力加以制约，是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的治本办法。

反腐败，反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又发现村官的腐败也甚嚣尘上，原因无外乎二：一方面，村官角度，缺乏监督，又村里有着可通过权力支配的资源；另一方面，纪检、监察部门鞭长莫及，依党纪国法只能管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，而村官不入“官”流，终于导致村级反腐败出现真空。尽管病因如此之明，但是，绝不可照葫芦画瓢，把防止高官腐败的经验全都照搬过去。因为，既然村官不入“官”流，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后，就更不应该增加村官的数量，设置诸如村级监察等官，否则，势必使农民负担反弹，来之不易的税费改革成果付诸东流。

其实，管住村官的“权力狂想”，并不难。在治标方面，当纪检、监察部门不好介入时，完全可以由公安机关以查办经济案件为名介入，只要不被村官摆平就可豁然开朗。治本，关键是两部法律落到实处：

一是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。村民自治，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管理制度。一个村，小的几百人，大的两、三千人，由村民选举出几个人组成村委会，在村民的监督下管理村务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治村模式了。有些地方的村官腐败了，最大的根源就是那里的村民自治没有落到实处。当前，尤其需要注意，一提起村民自治，好多基层干部就说农民素质低。殊不知，恰恰是乡镇干涉过多，上边指定必须选的人腐败的概率大，越为村官撑腰就村官越腐败。而真正村民“海选”出来的村官，腐败的概率少之又少。比如，黑龙江省望奎县通江镇坤二前村，1983年承包给60多户农民的护村林，眼看着长大成材了，却被村官们强行撕毁合同，以二、三十元乃至九元的价格卖掉。虽然村民不断信访，但是仍然长期得不到解决。其重要原因就是，买主多为乡镇干部，而乡镇干部提拔了村官。村民们反映，村里已经多年没有开村民大会了，换届选举是乡镇干部主持，由几个人抱着票箱子挨家挨户走的。

二是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。土地，是农民的命根子，也是村官摆布农民的魔方。还是前面那个坤二前村，每人几亩的口粮田之外，村干部们又留下了5000来亩的机动地，却大量地把持在自己或亲戚手里，转包收租。倘若不留这么多的机动地，而是依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严格公平地分下去，村官们也就没有了支配村民甚至以权谋私的魔方。

有了村民自治，再把农民的命根子——土地，还给农民，村官们就不好腐败了。遏制有些人的“村官权力狂想”，关键在于依法，依法，再依法。